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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國的第一代同傳譯員

      時間:2020-06-12 閱讀:88

      聯合國譯員訓練班:

        新中國第一代同傳譯員的誕生

        上世紀80年代初,聯合國翻譯司中文處占據了紐約聯合國總部大樓的整個23樓。

        崔天凱、何亞非、郎勝鑠和劉軍是這個“中國城”里的四個年輕譯員。何亞非(后曾擔任國僑辦副主任)翻譯速度快,被稱為“快手”,崔天凱(現為中國駐美大使)則長于對詞句的推敲,兩人的字都很好看。

        郎勝鑠等都是從設于北京外國語學院的聯合國譯員訓練班畢業后,分配來紐約工作的。

        中國重返聯合國、特別是1973年中文從聯合國的官方語言提升為大會和安理會的工作語言以來,中文翻譯人才的緊缺一下凸顯出來。在那之前,國民黨當局的聯合國代表發言一般都用英文,中文同聲傳譯形同虛設,聯合國文件也用不著都翻譯成中文。現在,北京方面要求“無論何時何地,他們參加的每一個委員會”都要有中文翻譯。而出色的同聲傳譯人員,特別是在中文方面,“就像音樂會小提琴手一樣稀少”。

        于是,合作開辦聯合國譯員班,就成為這一青黃不接時期中國政府和聯合國的共識。

        十年籌備

        1971年10月,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1月,何理良作為代表團成員,隨丈夫、首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來到紐約。她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時中國代表團急需來自大陸的譯員以更好地傳達中方的意思。

        這個工作落到了北京外國語學院的頭上。1972年,外交部給北外轉來一份文件,是聯合國與蘇聯政府簽訂的在莫斯科合作舉辦聯合國譯員訓練班的協議。

        北外英語系副主任張載梁研究了那份協議。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協議提出,聯合國每年給莫斯科語言學院撥款近30萬美元,但要檢查、監督培訓班的工作。當時還在“文革”中,大家擔心被批成“賣國主義”,所以顧慮還是比較多。

        1973年,聯合國助理秘書長格拉布攜夫人專程來華,與外交部國際司和北外代表商談舉辦譯訓班事宜。北外教務處副處長張中載參加了這次會談。會談比較順利,雙方達成了口頭協議。

        張中載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鄧小平復出后批準了這一項目,籌備工作隨即展開。但隨著鄧小平再次被打倒,籌備工作也擱淺了。

        1978年5月25日下午,聯合國副秘書長戴維遜來訪,同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冀朝鑄等在北京飯店舉行了會談,敲定了開辦譯訓班的細節。

        后來曾任駐美大使的李道豫當時在外交部國際司任職。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中國政府有一個明顯意圖:中國交了高額的聯合國會費,應該有成比例的國際公務員在聯合國工作,但是卻派不出來。無論是做翻譯還是其他行政工作,都要具備外語能力。

        1978年10月,北京外國語學院院長劉柯前往紐約,與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一起與聯合國人事司、翻譯司談判,并達成協議。12月,《聯合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訓練中文筆譯和口譯的方案》在聯合國行政和預算問題咨詢委員會獲得通過。根據這個方案,聯合國將提供價值75000美元的電教設備,并為每名學員提供6000美元費用,學員人數每期不超過25人。

        過三關的招生

        1979年3月底,國務院下達了關于譯員班招生的紅頭文件。

        招生工作在北京、上海、廣州、南京、天津和杭州展開。北外英文系教師周育強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吳江教師進修學院的英語老師蔣保忠則是從《解放日報》上看到招生消息的。

        536人參加了4月29日舉行的預試,227人通過,進入了5月下旬在北京、上海、廣州舉行的初試。

        初試的英譯中考題來自英國《經濟學人》雜志中的一篇文章,考生必須知道其中的“north”和“south”是指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文考題包括古文和成語等,比如問“汗流浹背”的“浹”是什么意思。

        周育強對一道國際政治題印象深刻:舉例說明“二戰”期間同盟國內部兩條路線的斗爭。他說,這是指在開辟第二戰場問題上蘇聯和美英之間的矛盾和斗爭,但他的一個參加考試的同事卻以為這是指蘇共黨內兩條路線之間的斗爭。

        7月,復試在北京國際俱樂部舉行,到這一輪時只剩下43人。

        復試也即聯合國譯訓班的入學考試。考官共14人,聯合國方面的7人包括聯合國人事司司長韋伯、翻譯司司長塞斯派克、翻譯司中文處處長湯興伯、會議服務司口譯處中文組組長范家楨,中方的7人則來自外交部和北外,張中載和張載梁均在其中。考題由聯合國官員帶來,考生按順序單獨面試。

         

        劉結一(前排左二)、施曉菁(后排左一)、周育強(后排左四)等口譯學員在語音室上課。圖/受訪者提供

        張中載注意到,聯合國考官關注的不僅是應試者的英語水平,還有考生的舉止、談吐、風度。有一名考生英語流利,題答得也好,中方考官原以為他能順利過關,但聯合國官員在評議中首先發言,用了“unpleasant personality”(“舉止讓人不快”)、“affected”(“做作”)來評價他的表現,一致否決了他的入學資格。張中載說,在“文革”時期,所謂的風度往往與“資產階級作風”聯系在一起,被棄之若敝屣,也許這位考生至今也不太明白他為何未被錄取。

        考試結束后聯合國官員紛紛表示,大部分考生的英語水平是好的,超出他們原來的想象。人事司司長韋伯建議,鑒于考生水平較高,可否將學習時間由原定的一年半改為一年。但中方還是堅持了原議,因為這樣能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保證打響第一炮。

        考官團認為來自北外的邵文光和李青原表現最為出色。邵文光是外交部國際條法司司長邵天任之子,從小得專家指點英語發音,李青原1977年曾去英國留學。范家楨告訴中方,近期口譯處中文組有幾位譯員將退休,建議國內派人補上空缺,以免臺灣方面的人插進來。外交部和聯合國方商量,決定讓邵文光和李青原不參加培訓,于1979年9月直接去紐約聯合國總部。他們邊干邊學,通過專業考試后被正式聘用。

        最終錄取正式學員25名,口譯10人,筆譯15人。年紀最大的唐榮華39歲,年紀最小的劉結一22歲。

        英文像一列火車,中文像一把折扇

        1979年9月10日,第一期聯合國譯員訓練班舉行了開學典禮。張載梁擔任譯訓班主任。

        訓練班課程分為通識和術語課、語言課、翻譯課。起初辦學條件非常簡陋,從英語系借了兩間教室,從西班牙語系借了一間,還不在一個地方。

        第一學期重在筆譯。教學時使用的材料以聯合國的會議記錄、報告為主。里面涉及許多專門用詞、寫法,這些“套路”都需要學習和熟悉。

        來自明尼蘇達大學的美籍華裔女教授劉君若講《圣經》,還組織大家把圣經故事表演出來,令不少同學至今印象深刻。

        張載梁給筆譯班上報刊閱讀課。《經濟學人》是最常用到的外刊。蔣保忠回憶,當時北外的老師們普遍覺得《經濟學人》的文章表達嚴謹,內容精煉,值得模仿。

        筆譯學員要熟悉各種類型的聯合國文件。每周至少要翻譯三篇文章,一篇由教師批改并在課上分析,另兩篇由學員對照標準譯文自己修改。

        班上有時會有seminar(研討會),就時事新聞議題進行討論。蔣保忠記得,崔天凱看雜志、翻報紙都很快,seminar常常準備得很充分,發言時總是自信地侃侃而談。

        教筆譯課的鐘述孔曾在外交部任職。施曉菁回憶,他在中英文句法結構比較的第一課中,把英文句子描述成一列火車,主句像前面的火車頭,一個個從句和其他句子成分像后面的車廂,通過連詞依次連在后面;中文句子則像一把折扇,所有成分圍繞中心意思展開,通過意義的直接連接組織起來。這一形象的比喻讓施曉菁加深了對這兩種語言的表達形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差別的理解,令她至今難忘。

        對于北外來說,開設同聲傳譯課也是從零起步。張載梁回憶,以前在國內只有交傳,即翻譯站在說話者旁邊,說話人說一句,翻譯說一句。

        視譯是通向同聲傳譯的準備訓練。因為一般人的自然習慣是停下來聽對方講話,再利用停頓時間進行翻譯,這就會造成延誤,同傳譯者必須要克服這種心理障礙。這就需要通過訓練,學會適當地分配注意力,形成同時聽、譯、說的習慣。

        整整一個學期,張載梁每次上課的前十分鐘只讓學員練習數字。他1974年曾出國參加過第十八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的臨時同傳工作,發現同傳十分困難,尤其在數字上,中文以萬為單位,英文以千為單位,較難換算。

        1979年底,聯合國提供的設備運到,新語音試驗室建成。第二學期開始,口譯班的學員每人發了一臺雙聲道錄音機。有了語音室后,培訓班每周組織學生看一到兩部原版電影。

        董黎1980年從北外英語系畢業,分配到譯訓班專門成立的資料部門工作。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聯合國會不定期寄來資料。寄的材料有紙質文件和磁帶完全配套的,這種是最好的。有時僅有磁帶,董黎需要聽出是哪個會議,在磁帶盒上標出時間、發言人、內容等后進行分類。除了美、英、加等英語國家,資料中還要有印度、巴基斯坦等國代表的英語發言。

        中譯英的聽力材料,則是從《人民日報》等報刊上選取長短合適、契合當時焦點的報道或國家領導人講話,請同學或老師朗讀后錄音,尤其要請有四川、江浙滬、河南、山東、廣東等地口音的人來讀。

        幾年下來,資料部門的高柜中逐漸收集起成百上千盤磁帶,學生可以自由借用。董黎回憶,第一期學生借磁帶非常頻繁。

        訓練班學員在學習期間的生活待遇,國家正式職工由原單位照發原工資,在校生按研究生待遇。

        來自上海考區的蔣保忠住的是三人間,宿舍位于一樓,同屋是上海師范大學的研究生崔天凱和張文揚。筆譯班的蔣保忠和崔天凱不用熬夜,一般晚間十點左右就休息了,但口譯班的張文揚看上去總是很辛苦,常常半夜還在宿舍門口“念念有辭”。

        根據和聯合國達成的協議,中方要負責修建一棟面積5000平方米的電教大樓。國家計委主任余秋里批準向北外撥款178萬元。項目被列入1980年度專項建筑計劃,由解放軍工程兵部隊施工,1983年落成。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向北京外國語學院提供了65萬美元的援助,其中35萬美元用于第一期培訓,30萬美元用于購置電教設備。當時外匯在國內十分緊缺,北外正是使用了這筆外匯,從挪威和日本購買了當時最先進的電教設備。

        聯合國里的中文譯員

        1981年1月,聯合國副秘書長拉特里奇親自前來,主持了第一次聯合國中文譯員的錄用考試。

        同聲傳譯的錄用考試類似體操比賽打分。來自聯合國、外交部、北外的七位考官組成考試委員會,每人一張打分表,分為忠實、完整、機智、語言等幾項。及格線被定為70分,但絕大部分考生都取得了80分以上的好成績。

        最后,25人均被錄用。口譯班10人中,4人分到紐約聯合國總部,6人分到日內瓦辦事處。筆譯班15人,10人去往紐約,4人去往日內瓦,1人去往內羅畢。

        在聯合國工作,身份為“國際公務員”,發放聯合國工作人員護照,同時也是國家派出的涉外人員,必須遵守《外交人員守則》。譯訓班譯員們大部分被定為P2職級,即專業類工作人員,每月薪資3000美元起,施曉菁等少數有多年工作經歷的被定為P3級。但工資需全部上交使館,每人每月再領取幾十美元,稱為“置裝費”。當時蘇聯、越南等也是這種做法。

        在紐約的譯員都住在中國駐紐約領事館內,每人一個帶獨立衛生間的單間。管理較為輕松,晚間也可出門。早餐、晚餐通常在領事館吃,午餐和中外同事一起在聯合國大樓的餐廳用餐,可向領事館報銷。有時晚上工作得晚,需在外用餐和打車,也可以報銷。

        80年代初的紐約聚集了一批華人文學藝術家。郭松棻、張北海、張大任等既是聯合國筆譯人員,也是作家。在一次聚會中,劉軍通過郭松棻結識了木心,后來二人成為了三十多年的至交,劉軍也為木心翻譯了多部作品。不過由于零花錢不多,社交時時感到拮據,他們也不敢多交朋友。

        筆譯對準確度的要求很高,譯員翻譯后還要交給審校。劉軍回憶,有時外交語言模棱兩可,故意不把意思說得十分清楚。譯員翻譯文件后,一些國家代表團還會找到譯員,商量修改用詞、表述方式,甚至代表團團長親自找來。

        聯合國總部18樓有口譯組的大休息室,叫interpreters’ lounge,一般口譯員沒有辦公室,工作時在口譯箱中,不工作時常來休息室看看通知,在沙發上休息、看報,或下國際象棋。

        邵文光是最早赴聯合國工作的大陸口譯員,一起工作的主要是來自臺灣的同事。據他觀察,這些人可分為三代。第一代是1949年前入職的,除科長范家楨外,業務水平比較一般,由于國民黨代表發言用英語,他們有時在口譯箱里下國際象棋。第二代主要是1950年之后進的以國民黨元老熊式輝之子熊元夏為代表的國民黨干部子弟,智商情商極高,反應快、業務精,個個都是生活家,當翻譯只占他們精力的一部分。第三代是1970年代進的,主要是參加過保釣運動的臺灣在美留學生,不受臺灣當局待見,平時熱衷政治運動。邵文光后來擔任了中國駐美大使館公使銜參贊、鳳凰衛視歐洲臺臺長。

        日內瓦聯合國歐洲總部口譯處也有一個interpreters’ lounge。口譯員3人一組,工作由口譯處處長提前分配。按規定,每周工作7場、不超過8場,每場3個小時,連續場次不超過3場。

        雖然中文是聯合國工作語言之一,但實際上中國代表團是中文口譯的唯一服務對象。中文口譯員的日常工作是英譯中,不過派駐到聯合國工作的中方代表都有一些英文底子,并不十分依賴翻譯,所以口譯員的重頭工作是關系到代表團“面子”的中譯英。在重要會議上,代表團有時會指名要某位譯員出翻。

        周育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大多數會議有會前和會期文件可供口譯準備,但有時開會時卻是全新內容。尤其在涉及人權、裁軍等問題的答辯時,各國代表常常即興發言,不時“吵架”,言辭激烈。口譯員不僅無法提前準備,且不能有任何錯漏,還要能譯出中方代表微妙的表達。

        聯合國開會“吵架”時,翻譯有時甚至需要做出與日常文法不符的翻譯。比如在英文中,第二次出現同一個事物可用“it”指代,但有時中方代表點名批評一個國家時,會特意叮囑譯員,不用“it”,每次都要直接說出該國名字。來自譯訓班的口譯員和中方代表團成員、大使相熟,經常私下探討觀點,對中方立場比較熟悉,因此更被倚重。

        2005年,周育強成為第一個在聯合國負責六個語種口譯事務、擔任口譯科科長的中國人。他說,不同于在聯合國工作的其他國家翻譯,中文譯員尤其是來自譯訓班的譯員所運用到的能力往往超出語言層面,因而不少人日后在外交道路上有了很好的發展。

        李道豫曾在1983年至1984年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代表團副代表。他感到,掌握第二外語尤其是法語,在外交工作中十分必要。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時聯合國每天早晨八點到九點有一小時的法語課,每周開課六天。各國代表團成員上課要交費,但聯合國譯員們可以免費上課。別人都沒精力學,就劉結一堅持學了出來。劉結一后來擔任了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現為國臺辦主任。

        按照協議,第一期譯訓班畢業生要為聯合國機構服務3年。1984年9月,郎勝鑠和崔天凱攜各自夫人一起從紐約回國。郎勝鑠覺得,譯訓班以及在聯合國的工作給了他們這些年輕人一個融入世界的機會,眼光和視野、運用材料的水平都不同了。

        從譯訓班到高翻學院

        1981年,從第二期開始,聯合國譯訓班學制由一年半改為一年。1982年,第三期招生,學制改為兩年,此后一直沒有變化。這一年,恢復高考后招收的四年制大學本科生開始畢業,譯訓班開始以應屆生為主。張載梁回憶,學生越來越年輕,學校希望能給他們更扎實的培養。

        1983年,周育強回譯訓班教書。期間,法國巴黎大學翻譯學院人員來北外交流,周育強參與了接待。對方提出,這種培訓是不是太“速成”和“人為”?認為應先有筆譯的訓練,最后才進入到同傳。但周育強認為譯訓班體制在會議同傳培訓方面創造出了一套獨特的方法,也是成功的,可以說是殊途同歸。

        1989年聯合國譯員訓練部成立十周年時,聯合國副秘書長維茲納來到訓練部講話。他說,中文翻譯處在會議記錄的翻譯上已經“迎頭趕上”。以往會議記錄的中文本常常遲發,現在已能和聯合國其他五種正式語文文本同時分發。他說,優秀干練的譯員幫助說中文的代表同其他會員國交流意見,協助聯合國秘書處了解中國代表團提供的資料,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發揮著核心作用。

        他還說,聯合國的中文翻譯人員面臨著一些特殊困難。因為中文是一種單音節的文字,同樣是五分鐘,中文發言的內容可能等于英文、俄文之類多音節語文發言的十倍。因此,把中文口譯成英文時,譯員需要講得飛快,幾乎不能喘一口氣。他希望,將來有了新技術之后,可以減輕中文譯員的艱巨工作。

        第一期聯合國譯訓班畢業生簽了三年合同,第二和第三期簽了五年合同。后來規定合同可以續簽,再后來又允許簽終身合同。空缺逐年減少,而譯訓班畢業生越來越多,以致無法錄用。因此,1993年起,聯合國不再提供資助。這一年,北外自己舉辦了最后一期譯訓班。1994年,譯訓班更名為高級翻譯學院,納入全國碩士培養計劃。

        從1979年到1994年,譯訓班共開辦13期,培養了200多名口筆譯員,包括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章啟月(第二期)、外交學院院長秦亞青(第三期)、鄧小平的翻譯張維為(第三期)、駐加拿大大使章均賽(第五期)、外交部翻譯室主任張建敏(第12期)、朱镕基的翻譯朱彤(第12期)等。還有大量人員在外事、外語教學部門工作。

        聯合國譯訓班停招后,聯合國開始面向全球公開舉行中文筆譯類競爭性考試,建立后備人員名冊。

        首次公開考試于 2001年2月舉行。全球錄取34人,其中21人來自譯訓班和北外高翻學院。不過高翻學院被錄取的11名師生中,只有1人當時前往。

        現任北外高翻學院副院長李長栓畢業于最后一期譯訓班,他參加了這次考試并且通過了,2005年接到任用通知。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去聯合國工作要從低級別做起,而自己當時已評上副教授,業余還能做翻譯工作,因此考慮之后放棄了這次機會。

        其后,聯合國又于2006年、2008年、2010年、2013年、2018年舉行了面向全球的中文筆譯考試。其間還舉辦了數次同傳和逐字記錄考試。在歷次考試中,高翻學院對聯合國中文譯員的貢獻率都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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